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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岳飞是怎样的？文武双全 淡泊名利 尽忠报国******
中新网北京1月29日电 最近，电影《满江红》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故事中，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死后四年，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
然而就在会谈前夜，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所携密信不翼而飞。小兵张大与亲兵营副统领孙均被裹挟进一场巨大阴谋之中，宰相秦桧命两人限一个时辰之内找到凶手。命运浮沉，小人物阴差阳错入局，故事就此展开。
随着电影热映，人们对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以及著名词作《满江红》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河南省汤阴县岳飞纪念馆(又称汤阴岳飞庙)也火了。日前，岳飞纪念馆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福利：“凡在岳飞纪念馆入门处熟练背诵《满江红》，即可免费游览。”
资料图：图为一名游客在岳飞纪念馆门前背诵《满江红》。靳晓晶 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有人认为岳飞智勇双全，岳飞精神的核心是“精忠报国”。也有人认为，岳飞是个文化人，书法也不错。真实的岳飞，是怎样的？
文武双全的岳飞
少年时代的岳飞朴实稳重，不爱多说话，很喜欢读书。读书之余，他还拜师学习骑射等，论武艺“一县无敌”。
有资料显示，从20岁起，他参与指挥了很多次战斗。岳飞爱护士卒，治军严明，常常亲自监督士兵训练，遇事不徇私情。
每到一地，岳飞往往亲自率领十数骑巡逻，检查军纪执行情况。他体恤民众，如果出现践踏农田等情况，都会按军法秉公处置。
在岳飞的统帅下，“岳家军”形成了极强的战斗力，所向披靡。对此，金兵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
资料图：图为展出的《岳武穆王武艺要论》 钱晨菲 摄据悉，岳家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岳飞在无数征战中总结而成。此前，湖北省黄梅县岳氏家族在修复祖墓时发掘了《岳家拳法》，后再编命名为《岳武穆王武艺要论》。
岳飞十分好学，经常手不释卷。据记载，“其中心之所蕴，谋略之所施，往往见于表奏、题跋、吟咏之间。”
一首《满江红》抒发了万丈豪情：“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另外一首《小重山》则以细腻的笔触抒发了岳飞彼时的心境，感情真挚。
有说法称，他的书法师承苏体，水平很不错，旅途中还会自习小楷。
资料图：明人《岳飞像》轴。盛佳鹏 摄淡泊名利的一生
实际上，岳飞品格高尚，一直很受人尊敬。他平时生活俭朴、淡泊名利，严格教育自己的孩子，勉励儿子们要“自立勋劳”。
他对母亲十分孝顺。据说，当母亲生病的时候，岳飞会亲尝汤药，然后送到母亲床前，走路时都是轻手轻脚的，生怕打扰了母亲休息。
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岳飞的故事。比如人们熟悉的“岳母刺字”，故事中提到，岳母希望岳飞永远以报国为志，于是便在岳飞的背上用绣花针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
不过，据记载，岳飞后背有“尽忠报国”四个字，深入肤理。有说法称，这四个字是后来才慢慢演变为“精忠报国”。
时光流逝，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尊敬岳飞，以各种不同形式纪念这位古代名将。(完)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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